目前有关部门已采取各种手段做好登革热防控，医疗机构也在全力做好登革热患者的救治工作。

  据昨日（15日）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登革热疫情监测信息通报”，10月7日至10月13日，广州市报告新增437例登革热病例，较上一周增加185例，新增重症病例3例，无死亡病例报告。

  这是近期广州首次报告有登革热重症病例。另据广州疾控发布，截至10月14日，全市11区的143个街镇中有区域正在开展登革热疫情处置，显示近期全市大部分街镇都已涉及登革热疫情。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卢洪洲院长告诉“医学界”，深圳今年的登革热病例较从前期以工地局部聚集为主，转变为多社区多点散发伴偶有暴发，并陆续波及其他重点场所的局面。但尚未有暴发情况。

  登革热是一种由登革病毒（dengue virus, DENV）感染从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其传播主要媒介是蚊子，途径包括埃及伊蚊或白纹伊蚊叮咬传播，主要流行于热带和亚热带国家。有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全球每年约有1亿到4亿登革热感染者，发病率急剧上升。

  上个月，广东多地疾控陆续宣布登革热进入流行季节。10月8日，广东疾控发布了9月下半月“蚊子地图”，全省共监测到26个媒介伊蚊高密度监测点所在镇街，其中广州市最多，有10个；其次为珠海市和汕头市，各有4个。

  广州某地级市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告诉“医学界”，他是从今年9月初起明显感觉到患者数有所增加，目前医院感染科、呼吸科、全科病房的床位已收治感染患者，“这两天我也出现了肌肉酸痛的症状，不排除是登革热感染，但还无另外的症状。”

  “感染登革病毒后，患者的早期症状和普通感冒、流感类似，有时还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如恶心呕吐。”从事登革病毒相关研究的陈博士告诉“医学界”。

  目前，医疗界暂无治疗登革热的特效药物，临床主要以对症治疗、支持治疗为主，“绝大多数感染者都是无症状或轻症，适当服用退烧药、居家休息即可，多数在一周内就会逐渐康复。”陈博士说。

  卢洪洲院长同样对“医学界”表示，登革热是一种自限性疾病，通常预后良好。判断患者是否住院隔离救治，主要是依据病情严重程度，症状明显、重症病例或有重症高危因素的人，建议住院救治。

  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才会发展成重症。“主要高危因素是高龄、有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消化性溃疡、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肾病、慢性肝病和地中海贫血等）、肥胖或者营养不良、二次感染者或晚期妊娠女性。”卢洪洲院长说。

  昨日，广州在近期首次报告出现了登革热感染重症病例。10月10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在公众号“华山感染”发表科普文章，称重症登革热是一种潜在的致命并发症，其症状是血浆泄漏、液体积聚、呼吸窘迫、严重出血或器官损害。

  文章表示，对于重症登革热，医生和护士的医疗护理能挽救疾病的影响和进展，死亡率从20%以上降低到1%以下，其中维持患者的体液容量对重症登革热护理至关重要。

  “本次登革热疫情出现的重症病例与以往无明显不同。整体来说，我国登革热患者预后好，重症患者救治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死亡少见。”卢洪洲院长介绍，重症患者的救治措施包括重要脏器的支持治疗、抗休克治疗、维持患者体液容量……“原则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重症病例的早期识别和及时救治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

  卢洪洲院长表示，目前政府有关部门已采取各种手段，做好登革热防控，医疗机构也在全力做好登革热患者的救治工作。

  “根据往年的流行病学调查，我国登革热流行一般始于春夏季，大约从6月份起出现抬头趋势，到10月达到高峰逐渐开始回落。”陈博士告诉“医学界”。

  今年直到现在感染人数还在显著上升，一种推测是和全球气候变暖有关。另一种可能与人群登革热抗体水平降低有关。”据他介绍，我国是登革病毒的“输入性地区”，传染源大多数来自东南亚地区，“因此疫情也大多分布在在南方地区，流行态势受到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最近更新的“全球登革热监测数据”，今年1月至8月，全球共报告的病例数为12388906例，是去年全年的近2倍，与我国临近的泰国、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地区都是感染“重灾区”。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4年8月我国共报告了1801例登革热病例，是7月份（554例）的3.25倍。10月8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登革热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

  陈博士表示，在“地方性流行区”，登革病毒的风险感染人群主要是儿童，“但我们此前在广东省的调研发现，感染大多分布在在成人，这原因是我国是‘输入性地区’，社会流动性较大的成人群体，更容易接触感染源。”

  “此外还有一种推测是，目前确认有四种类型的登革病毒，而不同型别毒株交叉免疫保护弱和ADE（抗体依赖增强作用）效应存在，因此能发生二次感染，二次感染可能会比第一次感染症状更重。”据他分析，低龄儿童由于多为首次感染，症状轻不易被诊断。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专家金冬雁也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称，历年广东都会有登革热，今年的情况原因是蚊子（多），也原因是登革热早期的临床表现与其他发热区别不是特别大，容易被当成一般发热病例治疗，因此积累到了一定规模后才发现。

  “受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全球化、城市化、生态环境改变等自然和社会多因素影响，我国登革热呈现本地流行省份逐渐增多的趋势，流行范围从两广地区，沿东南沿海向北扩散至华中乃至黄河以南地区，受威胁人口超过一半。”“华山感染”发文称。

  文章指出，随着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国际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我国登革热的防控压力逐渐增加，受登革热威胁的人口也可能进一步增多。

  为防止登革热疫情传入我国，海关总署近期发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自登革热疫情地区入境的疑似病例人员及时申报检测，对输入的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等进行卫生检疫、清除蚊虫孳生地，监测和控制口岸蚊虫密度等。

  “由于登革病毒传播媒介的特殊性，防控具有一定困难。除了严防境外输入，社区层面的卫生清洁工作也至关重要，比如对下水道及时清洗整理，定期杀虫灭蚊等。”陈博士告诉“医学界”，“一些科学家目前也在尝试对蚊子种群进行基因改造，产生病毒抗性以阻止疾病传播，这都需要政府的投入和支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王新宇教授则撰文表示，跟着时间推移，蚊虫对常用杀虫剂产生耐药性的风险增加，这有几率会使疫情反弹。登革热疫苗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有两种疫苗已在部分国家上市。新的疫苗和抗病毒治疗的开发也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改变疫情的传播模式。

  而对于公众来说，虽然登革病毒不可能会发生“人际传播”，但确诊后的自我隔离仍将对疾病防控起到一定作用。

  “对于登革热发病初期的患者，体内的病毒载量较高，此时外出若再被蚊虫叮咬，会导致未携带病毒的蚊子带病，从而间接再传染给其他人。”陈博士表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即便患者症状较轻，仍应考虑最好能够降低社交活动。

  “而对于暴发流行时，人们在流行季外出活动，能够最终靠穿戴袖套、喷驱蚊液等方式，尽可能的避免被蚊虫叮咬从而染病。”陈博士说。

  广州疾控则呼吁，国庆后两周，若居民旅游归来出现发热、肌肉痛、皮疹等症状，务必尽快到就近的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向医务人员告知旅居史。同时居家中应使用纱门纱窗做好防蚊措施，及时清除家中及门前屋后的积水，并配合社区做好其他防蚊工作。

  阿尔茨海默病（AD）、帕金森病（PD）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可以被看作是“脏脑”疾病，在这些疾病中，大脑难以清除有害的废物。衰老是这些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因为随年纪增长，我们大脑清除有毒废物的能力会随之减慢。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随年纪的增长，淋巴管的泵送功能会受到干扰，从而阻碍淋巴液流动，这可能会阻碍大脑有效清除与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的潜在有毒蛋白质。

  然而，在小鼠身上进行的新研究表明，有可能逆转与年龄有关的影响，并恢复大脑的废物清除过程。

  该研究表明，随年纪的增长，颈部淋巴管（cLV）的泵送功能会受到干扰，从而阻碍了通过脑脊液（CSF）清除大脑中的有毒蛋白质废物，而前列腺素F2α（PGF2α）能够恢复颈部淋巴管功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因年龄导致的大脑废物清除缓慢的情况。

  早在2012年，该团队首次描述了大脑通过胶质淋巴系统（glymphatic system）清除废物的独特过程，其利用脑脊液（CSF）在大脑正常活动期间清除由能量需求旺盛的神经元和其他脑细胞产生的多余蛋白质。

  这一发现为治疗与大脑中蛋白质废物积累相关的常见疾病，例如阿尔茨海默病（β-淀粉样蛋白、tau蛋白）和帕金森病（α-突触白）提供了潜在新方法。在健康年轻大脑中，胶质淋巴系统可以有明显效果地地清除这些有毒蛋白的积累，然而随年纪增长，该系统会减慢工作速度，为这些疾病的发生奠定基础。

  一旦装满了蛋白质废物，脑脊液（CSF）就需要进入淋巴系统，最终进入肾脏，与身体的其他废物一起被处理。颈部淋巴管（cLV）已被证实可将脑组织中的溶质和脑脊液（CSF）排出体外。然而，这些细胞的流体动力学特性从未在活体环境中进行过评估。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团队结合了先进的双光子成像和粒子追踪技术，首次在活体小鼠中详细描述了一半的脏脑脊液通过颈部淋巴管排出大脑的路径，显示其主要驱动力是淋巴管壁收缩引起的内源性泵送。

  除了测量脑脊液的流量，研究团队还能够观察和记录颈部淋巴管的脉动，这有助于将脑脊液排出大脑。不像心血管系统有一个大泵——心脏，淋巴系统中的液体是由一个小泵网络运输的，这些小泵被称为lymphangions，通过瓣膜来防止回流，并一个接一个地串在一起，形成淋巴管。研究团队发现，随着小鼠年龄的增长，这些小泵的收缩频率降低，瓣膜失效。因此，年老小鼠的脏脑脊液流出大脑的速度比年轻小鼠慢63%。

  接下来，研究团队开始探索能够恢复淋巴管的方法，确定了一种名为前列腺素F2α（PGF2α）的药物，这是一种类激素化合物，通常在医学上用于诱导分娩/引产，并已知有助于平滑肌收缩，而lymphangions内衬有平滑肌细胞，当研究人员将PGF2α药物应用于老年小鼠的颈部淋巴管时，其收缩频率和从大脑流出的脏脑脊液都增加了，恢复到年轻小鼠的效率水平。

  总的来说，该研究证明了颈部淋巴管（cLV）是脑脊液（CSF）引流的重要调控因素，恢复其功能是改善衰老过程中CSF清除废物的有效方法。

  在一位业内人士眼中，前阵子“进口阿奇霉素事件”不过是一次集中性的关注，过去几年集采的影响终于从药企、医院渗透到了患者端。

  当集采“螺丝拧紧”，一些进口药的身影从公立医院里渐渐淡去，公立医院用集采药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在大部分地区，公立医院集采产品的用量基本达到90%以上甚至100%。

  一家医生集团创始人解释，所谓公立医院进口药难开，主要指的是同品种有国产仿制药且已经纳入集采的进口药，而非自费药或尚无替代的原研药。

  当公立医院“保基本”的趋势愈发明朗，医疗圈内，院外市场开始显出一丝的生机——尤其商保公司，以及一批小有野心的民营医院，开始执着地为“另一种选择”寻找出路。

  他们已不再纠结于“公立医院为什么开不出进口药”这单一的问题，而是追问“哪里能买到进口药？我能否做出这块市场？”

  不过这部分被从公立医院“挤出”的市场需求，能转化成一门长久的、真正的生意吗？

  资深保险经纪人张丽（化名）发现，从今年开始，购买商业健康险的客户里，对外购药的需求显著地增强了。

  当一些患者在公立医院里开不出原研药时，外购药成了大家所关注的Plan B。“现在很多客户咨询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保险产品含不含外购药？拿着处方去院外药房买药，能不能报销？’”张丽说，“保司的理赔工作人员也有直观的感受，递交上来的外购药理赔慢慢的变多了。”

  张丽还注意到，随着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集采深入开展，外购药的保险责任越来越成为商业中端医疗险、乃至于百万医疗险的重要责任。“这两年有很明显的变化，以前是一个增值亮点责任，现在是基础的重要责任。”

  敏感的保司察觉到了市场的需求，开始更新或推出含有“外购药责任”的保险产品。

  比如，2024年，在最新一版《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医疗保险条款（互联网2024版D款）》中，众安保险的老牌百万医疗险“尊享e生”就做了升级。不仅定位上更新为中高端医疗险，还首次将“外购药品及外购医疗器械费用医疗保险金”以可选责任的形式，明确写入了保险条款。更新后的“尊享e生”有4款保险产品可供选择，不仅外购药的清单不做限制，而且对外购药的保额从1万元~300万元不等。

  增添了“外购药责任”的保险产品，众安保险并非独一家。“外购药责任”甚至成了当下商业健康险寻找新增量的把手。

  上一次商业健康险风靡一时，是“百万医疗险”打开了国人对商保的认知。数年过去，百万医疗险可挖掘的市场已几乎见底，而且在医保控费和DRG/DIP改革下，百万医疗险也饱受“鸡肋”争议，很多投保人感觉用处不大。

  处在这种青黄不接的焦虑之中，公众对“外购药责任”的期待给商业保险带来了新的机会。

  在众托帮联合创始人兼总经理龙格看来，“这几年商业健康险竞争发展到现在，基础的产品都挖掘得差不多了。现在出现了外购进口药需求这么一个新‘痛点’，各家保司都很看重。”

  保司还有另一层的观察和兴奋——公立医院很难开到进口药，一些有需求的患者前往基本医保体系之外，即公立医院国际部、特需部以及非医保定点私立医院的脚步将愈发频繁。这也会给其他商保产品带来销售增量。

  身为一名保险业资深从业者，龙格坦言，自己就每月多花了大约7元商保保费，买了一份附加特定疾病特需医疗保险金责任的百万医疗险，“要是遇上这些很复杂的疾病，就可以去公立医院特需部或者国际部，获得更好的药物和治疗。”

  因此，从2023年起，一些保司把原本就包含国际部、特需责任的中端医疗险，开始做附加增值服务的升级。到目前，还有一些保司的产品正在筹备上市中。

  张丽介绍，“有一些保险公司会跟多点执业的公立医院医生签约，客户能选择在签约医生出诊的私立医院看病，从而获得更加多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选择。”

  医保的归医保，商保的归商保——当这种演变正慢慢的变成为趋势时，业界开始重拾对市场的想象和信心。

  即使外购药并非稀奇事。除了集采的一定影响，对于肿瘤患者来说，由于有很多肿瘤药物价格昂贵，属于非医保用药，或者是纳入医保目录但进院难的品种，这类患者时常需要凭医生处方，在院外自行购买所需药品。2019年，腾讯微保也很早就联合泰康在线、镁信健康推出《药神保·抗癌特药保障计划》后，特药保险责任慢慢的变成为商业医疗险的标配。

  但当下，这种需求逐步扩大。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向《健闻咨询》表示，目前，已经行至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分流的时间点。“基本医保保基本的趋势已经很明确，只做普惠大众的医疗保障，若要体现待遇、药品或者服务的差异，靠的是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一位资深医院管理人士感慨，再过几年，在公立医院就医的区别可能将不在于特需与非特需，而在于支付方式是用医保还是用商保。他认为，未来极大概率出现的局面是，“走商保报销，能选择进口药、原研药；如果是医保身份，用一些性能好价格低的、国产的、集采的药。”

  作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供给方之一，民营医院也发现了进口药“需求和获取”之间的隐形矛盾。

  在上海，有购买力的患者对进口药的需求旺盛。李鑫（化名）是一家民营医疗集团的运营高管，他听临床医生陆续反馈，从2023年下半年起，集团旗下的多家肿瘤专科医院里，有更多的患者询问“是否有某某原研药”。

  既不受集采政策约束，也不受医保控费限制，李鑫直呼，民营医院，尤其是非医保定点的民营医院在这一块“太有优势了”。

  以心脏搭桥手术为例，在一部分公立医院，受价格因素影响，即便美敦力、雅培等进口品牌冠脉支架系统进了集采，医院也更偏向采购国产品牌。而一些非医保定点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直接打出“进口支架”的招牌，吸引对耗材品牌有一定要求的患者前往手术。

  一位民营医院院长总结了经验，“国谈和集采的药品，在公立医院全部要求零差价。民营医院一加价，价格就高了，跟公立医院比毫无竞争力。但如果能把非集采药品的销售额占比提高，是能轻松实现利润增长的。”

  集采降价压力下，紧紧抓住进口药这根“稻草”，跟公立医院打“差异化”战略——正在慢慢成为不少民营医院院长心中的“小算盘”。

  今年上半年，山西一家民营医院的院长，找到了当地的另一家民营医院，试图抱团，做“非集采药的联盟集采”。他的计划是，“我们两家医院可以联合起来，还可以成立一家医药公司，一起做非集采药品的采购。”

  2022年下半年，江浙地区出现了一个以骨科医院为主的行业联盟，进行资源的共享互通。该联盟一家民营医院院长介绍，“联盟目前发展了49家医院，联盟内部已经成立了一个医药集团，实现集团内部药品管理的统一互通，把我们整个一揽子的药放到联盟里去。同时，也做自费药的扩容，不断在联盟中加入更能跟公立医院错开竞争的药品。”

  再往前追溯，在肿瘤专科领域，集采开始不久的2018年左右，一批民营医院从业人士意识到集采的“灵魂砍价”、药品零差价等政策，将给肿瘤新特药进院造成不小的压力。在当时，嗅觉灵敏的民营医院就察觉到了机会。

  几乎与第一批国采同期，两大重磅进口PD-1药品BMS的O药、默沙东的K药于2018年先后在中国上市，郑重进入中国市场。彼时，在一座一线城市，原研的O药和K药并未进入公立医院，其注射多发生在公立医院附近的民营肿瘤专科医院，业内称其为“院边注射”。

  2019年起，原研药的院边注射开始放量。即便是疫情影响，到了2021年，很多地方大的肿瘤医院边上，院边注射的模式非常普遍，竞争已经很激烈了。

  时至今日，当进口药逐渐在公立医院中隐身时，创新药械选择布局院外市场的势头，已悄然从肿瘤药扩散到了其他病种。

  一家高端私立医院资深高管刘洋（化名）透露，目前创新药企最迫切的是，为自家没有进入集采的标外产品，寻找新的销售通路。

  刘洋指出，例如诺华制药2023年在中国上市了一款新型降脂针（英克司兰钠注射液），注射一针的价格在9000元左右，“从市场占有率来看，目前这款新药在国际医院或中高端私立医疗机构的处方量，已经接近了全国市场的一半，另外一半则是走公立医院的国际部和特需部开出的DTP药房处方。”

  据刘洋进一步了解，外科、肿瘤这两块业务的收入在民营医疗中的占比正在慢慢的升高。尤其在和睦家、嘉会这样的头部私立医疗机构中，两者相加基本能占到50%以上的收入。

  当标内、标外产品的待遇和流向日渐分化，商保和民营医院为进口药提供的“另一种选择”时，业内人士亦步亦趋，也正触碰着其中的坎坷。

  龙格直言，目前我国商业健康险的总体规模依然较小，近年增速较缓，总的来看，“外购药责任”能带来的销售增量，影响力还是十分有限的。

  截至2023年，我国商业健康险市场保费规模超过9000亿元，中高端医疗险的市场规模不足百亿元。根据泰康长寿时代研究院数据，高端医疗险的保费规模大约在60亿元，中端医疗险的保费规模初步预估甚至不超过50亿元。

  “现阶段来讲，不论是一部分百万医疗险加入不限清单的‘外购药责任’，升级为中端医疗险，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中端医疗险提供更多的附加责任或增值服务，能撬动的中端医疗险增长十分有限。”龙格表示。

  多位商业健康险业内人士和保司也在担心，“外购药责任”本身也存在一定风险。

  一位头部保司的健康险相关负责人王凯（化名）指出，外购药责任需要医院和商保公司之间建立互信的关系。“保司得相信医院不会胡来，否则是不敢授信的。假如说，医院发现商保可以报销，出现编造甚至伪造病历的情况，商保公司在监管、处理这种骗保行为时是处于弱势的。”

  龙格更直接地指出，“例如一些回流药的问题，基本医保去做风险控制都很困难，商保岂不是难上加难？”

  9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水平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丰富商业医疗保险产品形式，推动就医费用快速结算。龙格解读称，“目前比较紧要的是把医保的数据和商保的数据打通，实现同步结算。预期在未来3～5年，商保和医院直接对接的量大幅度的提高。现在太少，商保一年能在全国公立医院直接报销的量仅有几个亿的规模。”

  刘洋观察到，近年私立医疗出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增长，但增量大多数来源于自费患者，反而商保患者的总量变化不大。

  他指出，“头部私立医疗机构的自费比例持续增长，自费比例基本保持在50%以上，有的医疗机构自费比例能达到70%的水平。”

  此外，民营医院靠“打开进口药”迎接新客户的想象，也可能遭遇现实的骨感冲击。

  一个核心问题是，人们对民营医院提供医疗服务水平的信任度仍待提高。在王凯看来，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是医生，民营医院与其把精力投入在药品上，不如多下点功夫去找好医生，提高个人的口碑，“相比于赚进口药的钱，民营医院的口碑上去了，医生的水平能力上去了，能给医院撬动的收益会更大。”

  历史已经走到分流的岔路口，当进口药的身影从公立医院普通部“出走”，四散流向院外药房、国际部和特需部、民营医院以及线上零售平台，利益正在重新分配，支付方式随之变革，最终谁能从中淘到第一桶金？答案还待时间检验。

  「三明医改 5 年内全覆盖」的信号，自今年 8 月底放出后，各地推进医改的步速也慢慢变得显著。

  今天下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地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有关情况。其中，有这样几组数据值得关注：

  近三年来，石家庄累计投入 370 多亿元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全市新改建扩建医院数量达到 31 所。预计到明年底，万人口全科医生数量从 5 年前 2.26 人提高到 4.46 人。千人口护士数量从 4.17 人增加到 5.2 人。

  此外，通过集中带量采购等措施，药品价格大大下降，平均降幅达到了 50% 以上，耗材的价格下降了 70% 以上。最近三年先后调整了 2720 项医疗服务价格，CT 检查、血液透析等降幅在 20% 以上。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曹琴英提到，该院是首批京津冀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单位，已与 42 家二级以上医院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避免患者重复检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而在临床医务人员最为关心的薪酬话题上，石家庄公布信息表示，目前已实行公立医院书记院长年薪制，年薪由同级财政负担；医务人员全方面实行全员工分制绩效改革，全市医务人员薪酬总量核增 5% 以上。

  今年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已 4 次召开有关三明医改的新闻发布会。江苏盐城、湖北宜昌、贵州遵义、湖南湘潭等地纷纷分享了全面推广三明医改的做法与经验。

  根据三明此前公开数据，2021 年以来，三明市探索按健康绩效取酬的全员岗位年薪制，将基本年薪与岗位工作职责挂钩、绩效年薪与考核结果挂钩，医生的平均年薪由改革前 2011 年的 5.65 万元增加到 2023 年的 19.56 万元。

  另据福建省医保局首任局长、三明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詹积富今年 4 月在《三明日报》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今年 8 月 30 日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福建省三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元明指出，要发挥医保基金打包的引导作用。

  三明市 2018 年以来，按县域、按年度、按人头将医保基金打包给各总医院使用，建立「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明确医保基金结余部分纳入医院的医疗服务性收入，健康促进经费可从医疗机构的成本中列支，引导公立医院从过去的「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有专家指出，三明医改中的「医保基金打包」或可成为改善高住院率的一种思路：「把医保基金放到医疗机构自己手里，才有机会控制住住院率的增长。」

  随着三明医改在全国范围的进一步推广，这样一些问题能否被有效解决，未来 5 年时间里，答案或许很快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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